依判決所載原告主張，2022年2月10日，一名女兒照例到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，替母親領取長期使用的抗癲癇藥物。
母親曾接受腦動脈瘤手術，之後固定服用優閒（Levetiracetam）預防癲癇。這次門診由另一名醫師代診，原本的藥被換成帝拔顛口服液（Depakine，成分為 valproic acid，判決中簡稱 VPA）。
問題在於，病人當時已罹患肝癌，病歷也記載有肝炎。判決引用藥品仿單內容指出，VPA 的禁忌症包括慢性肝炎患者。
醫師沒有告訴家屬這項禁忌，也沒有安排換藥後的肝功能追蹤。
病人服藥後反應出現異常，2月14日回診時，主治醫師又將處方換回原來的藥。兩天後，病人因意識不清被送到急診，檢查發現血氨值高達214。經過住院治療後，她在2月28日出院，並於3月19日因肝癌病程死亡。
家屬認為，這次換藥加重了病人的肝臟負擔，造成高血氨及後續病況惡化，因此向代診醫師、原主治醫師及醫院求償100萬元。
臺中地方法院最後只判賠10萬元。
死亡與換藥之間的因果關係，法院沒有接受。醫療費、看護費及喪葬費也全部被駁回。但代診醫師與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，仍被判連帶賠償。
這10萬元的判決，反而留下了一個比金額更值得注意的問題：當家屬無法證明醫療疏失造成死亡，醫師先前違反的告知及監測義務，會不會也跟著消失？
第一次鑑定說沒有違反醫療常規
這個案件曾經進入刑事程序。
臺中地檢署將案件送交臺北榮民總醫院鑑定，第一次得到的答案是：換藥「無明顯違反醫療常規」，藥物的劑量與使用頻率也屬合理。
單看這份意見，案件似乎已經結束。
醫師有權依病人的癲癇控制狀況調整用藥，帝拔顛也是臨床上使用的抗癲癇藥物，處方劑量並未超標。若鑑定問題只停在「這個劑量能不能開」，答案自然可能是可以。
後續的函詢卻把問題往前推了一步。
臺北榮總在補充意見中表示，VPA的仿單禁忌包含慢性肝炎，因此一般不會開給慢性肝炎患者。醫師如果綜合評估後認為仍有使用必要，並非絕對不能開，但必須密切追蹤病人的狀態。
於是，爭點不再只是藥物劑量是否合理，而是這名已有肝臟疾病的病人，在換藥之後有沒有受到應有的監測。
另一份鑑定意見認為，病人在2月9日至27日的18天內，總共接受八次肝膽指數抽血，已符合密切監測的要求。
法院沒有直接採用這個結論，而是回頭核對抽血日期。
病人在2月10日換藥，直到2月16日因意識不清被送進急診，這段期間並沒有醫師預先安排的肝功能檢查。後來出現的密集抽血，是病人急診住院後的檢查，不能倒過來證明換藥當時已有完整的追蹤計畫。
這個日期差距，成為法院認定醫療疏失的重要依據。
醫師選擇在具有肝臟疾病的病人身上使用VPA，卻沒有說明禁忌、沒有告知應注意的不良反應，也沒有安排必要的抽血監測。法院因此認為，這次換藥已經超出可以受到保護的合理醫療裁量。
高血氨與死亡，被法院分開處理
病人在換藥六天後出現高血氨，究竟是肝癌及肝硬化的自然病程，還是帝拔顛造成的不良反應，鑑定始終沒有給出確定答案。
臺北榮總指出，肝臟疾病本身可能造成高血氨，服用VPA也可能造成高血氨，而且這種不良反應與藥物劑量高低沒有絕對關係。依現有病歷，無法判斷兩者之中哪一個可能性較高。
法院認為家屬的主張並非無據，並在被告未能證明高血氨確實是原有疾病造成的情況下，採信高血氨與服用帝拔顛有關。
這一段因果關係的分配方式，可能會成為後續上訴的重要爭點。通常主張損害賠償的一方，仍須證明醫療行為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係。當鑑定只能確認兩種原因都可能存在，能否因醫院無法證明是原有疾病造成，便反過來認定是藥物所致，仍有討論空間。
法院對死亡結果則採取不同態度。
家屬無法證明病人一個月後的死亡是這次換藥造成，鑑定也認為病人的死亡主要與肝癌末期及多重轉移有關。因此，法院拒絕把死亡結果算在醫師頭上，與死亡有關的喪葬費、醫療費及看護費都沒有判賠。
同一次醫療行為，法院切成了三個層次：換藥時有沒有違反告知及監測義務、高血氨是否與藥物有關，以及病人的死亡是否由這次換藥造成。
前兩個層次，原告獲得法院支持；最後一層沒有。
這10萬元賠的不是死亡
判決認為，醫師沒有告知用藥禁忌及監測需求，使病人與家屬失去評估是否接受換藥的機會，已經侵害病人的醫療自主權。
法院更進一步認定，女兒長期陪同母親就醫、代為領藥並負責照顧。母親服藥後出現異常，女兒必須投入更多心力關注及照料，因此她自己的自主決定人格權，以及母女關係所生的身分法益，也受到侵害。
這就是10萬元精神慰撫金的來源。
法院依民法第188條認定，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是代診醫師嚴子豪的僱用人，因未盡監督義務，與醫師負連帶賠償責任。
原本的主治醫師郭政宏沒有被判賠。法院認為，代診醫師是合格醫師，可以獨立開立處方；代診是醫院制度所安排，不能因此認定代診醫師是原主治醫師的使用人，也不能要求原主治醫師對每一次代診處方負監督責任。
女兒在契約與侵權責任中的不同身分
判決在契約責任部分，也畫出另一條界線。
法院認為，醫療契約存在於病人與醫院之間。女兒只是替母親領藥，並不是契約當事人，也不是第三人利益契約的受益人，所以不能以自己的名義向醫院主張債務不履行。
這使女兒在判決中出現了兩種不同身分：在醫療契約裡，她只是協助履行的人；在侵權責任裡，她卻被認定是自主權及母女身分法益受到侵害的被害人。
這項區分能否維持，仍有待後續審級檢驗。尤其醫師法第12條之1規定的是醫師應向「病人或其家屬」告知，是否足以讓家屬取得一項獨立於病人之外的醫療自主權，並據此請求精神慰撫金，並不是毫無爭議。
死亡因果不應吞掉整個案件
許多醫療糾紛從一開始就被濃縮成一句話：醫師的處置是不是造成病人死亡。
這種主張看似直接，風險其實很高。
只要死亡原因複雜，病人原本又有癌症、感染、器官衰竭或其他嚴重疾病，鑑定很容易得出「無法確認因果關係」的結論。一旦整個案件只剩下死亡因果，前面的處方選擇、禁忌症、告知內容與追蹤安排，也可能跟著被埋掉。
本案家屬沒有證明換藥造成死亡，卻讓法院繼續處理其他問題。
這名病人適不適合使用VPA？醫師是否知道病人有肝臟疾病？決定使用後，有沒有向家屬說明風險？有沒有事先安排肝功能監測？換藥後出現的高血氨，是否屬於可以獨立評價的健康損害？
這些問題不需要等到死亡因果成立，才有討論資格。
法院沒有替家屬完成「換藥導致死亡」的整套故事，也沒有因為死亡因果證明失敗，就把換藥過程中的疏失一併抹去。
原告請求100萬元，最後只得到10萬元。從賠償結果來看，這場訴訟很難稱為全面勝訴；但它至少確認了一件事：病人的原有疾病可以解釋最後的死亡，卻不能自動免除醫師在用藥之前應完成的告知、評估與追蹤。
肝癌末期，也不代表用藥前的告知、評估與後續追蹤可以省略。
本文依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醫字第15號民事判決整理。判決日期為2026年3月6日，屬第一審判決，案件結果仍可能因上訴而變動。
本文為判決整理與評論，不作為個別醫療或法律意見；用藥、停藥或換藥請依醫師專業評估。
判決全文：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CDV%2c113%2c%e9%86%ab%2c15%2c20260306%2c1&ot=in